以前皇帝以年号吉日安排的事,远不止祭天这类大事,连春耕、大婚、出巡的日子都要算,比如康熙的年号是康熙,史官翻遍《协纪辨方书》,选农历二月初二,这一天对应“龙抬头”,又刚好是干支里的“甲辰日”,既合农时,又讨吉利,这种安排不是拍脑袋定的,要结合当年的年景、边疆的战事,甚至后宫的身孕情况。
普通臣子要是想给家里办喜事,也会偷偷用年号里的吉日,比如乾隆年间,有个地方官嫁女儿,特意选了乾隆十五年的三月十五,说这天是“天德合”,还能借年号的吉利讨个彩头,皇帝的吉日更讲究,要让钦天监反复核对,不能和当年的忌讳相冲,比如皇帝生日的前三天和后三天,绝对不能选吉日办大事。
以前皇帝以年号吉日为基准,制定日子的依据,核心是两本官修的书,一本是《时宪书》,一本是《协纪辨方书》。《时宪书》管农时,比如立春、芒种的日子,不能选在农忙的时候;《协纪辨方书》管吉凶,宜祭祀”“宜嫁娶”的条目,要和年号的干支对应。
比如嘉庆登基那年,钦天监选登基大典的日子,翻到年号嘉庆的“庚戌日”,刚好是“宜即位”的条目,又和当年的“岁德”相合,就定了下来,要是当年有大灾,比如黄河决口,吉日还要调整,得选能“禳灾”的日子,比如农历四月初八,这一天是佛诞,也能算在年号吉日里,用来祈福。
以前皇帝以年号吉日的规矩,慢慢传到了民间,普通百姓办大事也会参考,比如道光年间,有个秀才娶亲,选了道光十年的九月初九,说这天是“宜嫁娶”,还能沾年号的光,讨个“百事顺遂”的彩头,有些地方的庙会,也会选年号里的吉日,比如每年正月十五,是道光的“丙申日”,就定成庙会的正日子,吸引更多人来。
这种沿用不是照搬,民间会结合本地的习俗调整,比如有的地方觉得年号吉日太麻烦,就选和年号同字的日子,比如咸丰年间,有人办丧事选了七月初七,因为“七”和“丰”的谐音沾边,讨个吉利,不过要是赶上皇帝改年号,就得重新算吉日,比如同治改光绪那年,很多人都重新翻《时宪书》,找新的年号吉日。
现在要是想参考以前的年号吉日,不用找复杂的古籍,查一下当年的年号对应的干支,再结合自己要办的事选日子就行,比如要办春耕,就选年号里和农时相合的日子,比如农历二月初二,不管哪个年号,这天都合农时,要是办喜事,就选年号里的“宜嫁娶”条目,避开和自己生肖相冲的日子。
要是想更准确,就找本《协纪辨方书》的普及版,里面有简单的条目解释,不用记复杂的干支,现在不用像以前那样严格,但选个合时的日子,心里也踏实,毕竟以前的年号吉日,都是结合实际情况定的,不是瞎讲究。